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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家李劫夫與“文革”

(一)

李劫夫是中國大陸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、音樂家。

在五、六十年代的中國,大批膾灸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,如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、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》、《一代一代往下傳》、《蝶戀花》、《沁園春•雪》、《哈瓦那的孩子》等,都是李劫夫的杰作。

那首為幾代青少年傳唱了大半個世紀、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,其作曲者,也是劫夫——李劫夫。

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。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,一生中,他一個人竟就寫了二千多首歌;其中,有相當部分,被人傳唱不衰。

文革中,劫夫的創作,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:因那個時代的需要,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,都譜了曲,讓毛澤東的詩詞,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;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、律不成韻的《毛澤東語錄》,寫下了大量的所謂"語錄歌",并被廣為傳唱。

無疑,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,是非常的政治化,而且可以說,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。

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,自然可以仁者智者,各持己見。

但是,劫夫則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,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,而并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。所以,他創作的歌曲,甚至連那些《語錄歌》,都能讓人傳唱,流行多年。

這是一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。

然而,自1972年初起,在其后長達十年的時間里,中國的天空,不論是廣播電臺中,還是電視里,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。

什么原故?沒有人知道,也沒有人出來說明。

流傳的只有小道消息:與林彪的事有關。


(二)

李劫夫本名李云龍,吉林省農安縣人,讀了幾年縣立師范。繪畫與音樂,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,卻并非科班所造。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,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,"劫夫"一名,則自此起。

1937年5月,24歲之際,他到了延安,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。

1938年9月,加入中共。同時,由丁玲主編的《戰地歌聲》一書,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,書中有29首歌,而之中的13首,即為劫夫所作。

到文革前,劫夫擔任了沈陽音樂學院院長。

1966年3月,河北邢臺大地震,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。其時,遇到了周恩來總理。周對劫夫說:"劫夫,我最佩服你的'大路上'(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),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。"說罷,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。

受此鼓舞,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后來風行一時的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》一歌。

劫夫一生中,擔任的最后一個官職,是沈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(1968年8月)。他的蓋棺政治結論,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,則是:"犯有嚴重政治錯誤"。

而他最后欲擬創作的一首歌、并親筆寫下了的歌題,竟是《緊跟林主席向前進》!

——這個"林主席"是誰?

是"林副統帥"、林彪啊!

為何會這樣?下文將一一說明。

上述這三件事,從劫夫一生的經歷中看,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。對當官,他的確歷來無什么興趣;對政治,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;他想做的,就只是專業醉心于音樂創作。頂多,只想用音樂,來為黨的事業服務。

然而,鬼使神差,陰差陽錯,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,且英華之年,便斷了他的創作,也斷了他的生命。

打倒"四人幫"后兩個月的一天,即1976年12月17日,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,猝逝于尚在辦他的那個專案"學習班"中,終年63歲。

天妒英才,收他而去。


(三)

李劫夫的"政治錯誤",帽子很大,其罪名是"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"。

一個音樂人,一個作曲家,怎么會陷到那個嚇人的槍桿子集團中去的呢?

用一句政治術語說,是"事出有因",但絕對"查無實據"。

文革開始后,劫夫其實就很害怕。因為,他是個音樂天才,在音樂方面,能無師自通,但對其他方面,則常顯幼稚。尤其,他的確不懂政治,不知道政治游戲中的潛規則,而他從延安時期起,卻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。因此,對政治運動,他常常害怕,害怕會無端整到自己頭上來。

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,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"候選"的黑名單中。在那運動中,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,對家人,對老朋友說:"我完蛋了,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!"

幸虧,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,非常了解他,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,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,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,反而來勸他放心,不要著急。

不過,1959年進行黨內"反右傾",作為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,卻沒能逃脫。因為,他那業務第一、政治第二的作風,幾乎眾所周知。因此,沈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"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"的結論,不過,還算幸運,沒載正式的右傾帽子,只需作撿討。

文革開始后,象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干部一樣,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斗、抄家的厄運。對此,劫夫只好逆來順受,等著挨批斗,等著被抄家。

事情到此,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干部們一樣,若熬過了此關,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,無非就是檢討檢討所謂"走資派"之類的錯誤,然后,便能隨"眾神歸位",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。

然而,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,卻可能在之后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,預伏了危機。

沈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,分為兩派:一派為"紅色造反團(紅造團)",是要打倒李劫夫的;另一派叫"井岡山",卻是想保劫夫的。

"紅造團"是激進造反派,勢力不小,而"井岡山"雖是擁軍派(擁護軍區),但估計力量斗不過"紅造團"。于是,他們為了不讓"紅造團"劫走李劫夫院長,1967年元月15日,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,藏了起來,同時,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。

結果,元月31日,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,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,并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。因當時,北航已由"北航紅旗"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,沒有中央文革的話,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。

2月9日下午,戚本禹出面接見了劫夫與沈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,并公開表示,中央文革江青、康生與他戚本禹,都是同意"保"劫夫的,因為,他們認為,劫夫所作的歌曲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等,他們都熟悉,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。

這一來,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,回沈陽安然無恙了。

當然,這次保劫夫,雖是戚本禹出的面,還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,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,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。中共"九大"后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,對此事就作過證:"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。"所以,當戚本禹不久就倒臺時,劫夫便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整肅。

不過,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,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。因此,當他于3月8日回沈陽后,僅過一個多月,在沈陽發生了武斗,又據軍區情報,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時,他便以要為《人民日報》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,在沈陽軍區的安排下,于4月份,又到了北京,住到了《人民日報》招待所。

以后一年多中,京沈間,來來往往,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。

在京期間,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,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,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《毛主席語錄》,作歌譜曲,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、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》一歌。這樣,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,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,甚至,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"八一"慶祝宴會。

在北京的第二件事,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。

而正是這事,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。

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,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"沖鋒劇社"的副社長,當時,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。因此,從那時起,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系。

1962年,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,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(時任廣州軍區司令)。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,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,招到沈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。結果,12歲的黃春躍到"沈音"后,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,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。后來,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干兒子。

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時間,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。只是星期日,則或是到劫夫家,或是讓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。

文革開始后,黃春躍離開了學校,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。

有了這層關系,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,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,有了較多的往來。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,則更是越來越密切,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。

1968年3月后,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,任總參謀長。

由于兩家的這層關系,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,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,更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(林豆豆)找對象的"做媒"、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之事,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"林彪集團"要犯色彩,愈加濃重。

"做媒"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。

1968年初一天,項輝芳告知張洛,葉群委托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干部子弟做對象;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?因此,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,因張在沈陽文聯工作。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伙子,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后目測,均合格后,葉群便讓項、張帶給林彪看。可是,怎么讓林彪看呀?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,讓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,一道參加接見。

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。

接見中,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,為劫夫吹了一頓,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,成就如何如何,煞有介事。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,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。接見后,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:二本《毛主席語錄》,二套毛澤東像章,一些治心臟病的藥等。

雖說事由"做媒"起,但當時受到"林副統帥"接見,畢竟是大事。回家后,劫夫與張洛夫婦,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,在信中,表示要"永遠忠于毛主席,永遠忠于林副主席"等等。

這封信,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"效忠信"名目,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。

除此以外,劫夫還有兩個"投靠林彪集團"的問題。

其一,是1970年的一天,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里,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《重上井岡山》,當時是寫在條幅上。張洛便將它抄下,回沈陽時,帶給了劫夫。

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,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《重上井岡山》給譜了曲。后來,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,黃永勝與吳法憲、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,并請吃了一餐飯。其間,劫夫便向黃、吳、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,并當場演唱了一下。黃、吳、葉聽后,都很滿意,說曲子"很雄壯"。也不知是客套,還是真心。反正這事,劫夫的罪已鑄成。

其二,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,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,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,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,是中國內部出了事,毛澤東病重了。而到10月國慶那天,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象往年那樣舉行慶祝,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,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,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,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。

于是,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,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,因而,在一張紙上寫出了《緊跟林主席向前進》的歌曲題目,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,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,問他寫什么,劫夫就告訴她:主席病危,林彪就要接班了,現在寫一首歌,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。

張洛卻說:你現在寫這個干什么?趕快別寫了。

劫夫一聽,也就停止了寫作,并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。

照講,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,無影無蹤,怎么日后卻能讓人家弄成了罪證呢?

據張洛后來回憶說:她被關進"學習班"后,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,吃過飯后,她突然覺得腦袋里轟的一下,隨后,她便感到自己頭蓋骨變得象木頭一樣了。她便問"學習班"的人,是不是給她吃了什么藥?反正,自那以后,她就控制不住了,什么都講。后來,出"班"時,她收拾東西時發現,抽屜里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,如交待她與基辛格(美國國務卿)的關系等等。

張洛懷疑的事,應該是不會發生的。也許,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。

但是,凡經歷過文革中那種所謂"學習班"的人,卻都能明白那"學習班"的厲害,"學習班"雖然不是正式監獄,但其精神摧殘力度,是大大強過正式的監獄的。

為什么?

你想想,不讓你好好睡覺,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"車輪戰",連番來上陣對付你;還有精神戰,拿你的親人的前途,威脅恐你,沒日沒夜。不怕你是個多么堅強的人,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。在那種情況下,除非是曾受過專業特別訓練的人,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有過的想法,會長期守住的,都會一一吐出來的——只要是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。

那種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的"專案組"作法,在打倒四人幫后,鄧小平陳云彭真等高層領導,之所以都一致認為必須永遠廢除它,就是因都大吃過那玩意兒的苦頭。

因此,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,也能被掏出來,并不奇怪。

只是,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,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,這為可能上臺的林彪所寫的《緊跟林主席向前進》歌一事,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、并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。

因為,當1971年10月20日,上面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,也許僅僅還只是因他們與黃永勝等有往來。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,只要確查清了,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。但是,后來發現,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,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臺的《緊跟林主席向前進》一歌題目,這,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!

  

你劫夫說你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,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,從狹隘的邏輯上,你還能說清楚?誰還能為你劫夫說話辯解?

當然,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,從全面的邏輯上講,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歷史與性格,也就會知道,即便他寫了這個《緊跟林主席向前進》的歌,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。一則,當時他的地位,他的能量,入那集團,顯然還不夠格;其二,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、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,并非專只為林彪而寫。況且,當時,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,在情況不明之時,為他寫了歌,也不是什么投靠。

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,劫夫的這些問題,都不應算什么的。

然而,按現行的體制,能有人為他擔這個擔子嗎?


(四)

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,從錦州押到沈陽,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架走的,爾后,被關進了地處沈陽的專案"學習班",進行審查。

"學習班"一辦五年多,直到"四人幫"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,還沒有"散班"的信息。

終于,老天來喚他了。1976年12月17日,中午十二時多一點,因心臟病發作,李劫夫不幸猝逝于"學習班"中。

又過了近三年,1979年,遼寧省委的"紀委"于11月20日作出決定:

"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,問題性質是嚴重的,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,定為嚴重政治錯誤,并因其已死,對其處分不再提起。"

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后正式結論。

不過對這結論,不服者眾,認為有文革"左風"余味。

1981年7月,在"第四屆長春音樂會"上,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,公開說話了。  

他說:"劫夫同志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,今后應該繼續唱。他生前的后期有過錯誤,但他寫了不少好歌,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。"

7月24日,《遼寧日報》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。

從此,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,又可以唱了。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等歌曲,又開始響徹于歌廳,進入到錄音歌帶、歌碟之中,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里。

1979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,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總書記等,同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,齊聲高歌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。

1999年國慶節,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,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,伴隨著前進步伐的,便是雄壯高昂的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樂曲。

1994年3月,當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樓需要遷移時,劫夫的親屬提出:為一直沒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,建一個墓。然而,學院經請示后,省委意見卻是:可以將劫夫骨灰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,但不修墓,不建碑,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。

但是,遼寧暨全國文藝界等方面人士,還是在當年4月1日,在沈陽回龍崗公墓,為劫夫舉行了一個有數百人自發參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。4月3日,《人民日報》則在新聞版上,刊發了新華社記者為此采寫的文章《深深的懷念》,文章說:人民送英靈,英靈垂千古!

劫夫原名云龍,終于,他安息于"回龍崗"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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